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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职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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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办好职业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就业导向,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对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业成果融通互认等作了规定。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来源丨CCTV央视新闻联播

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运用系统科学思维解决一系列复杂问题。在传统的规模扩张模式下,许多职业院校形成了一种简单化的线性思维,促进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大投入”,忽视了教师创新能力对发展的突破作用和质量、结构、效益方面的内涵要求。目前正在实施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其实质就是由规模扩张转为内涵发展、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由简单思维转为系统思维。发展理念和驱动模式的改变,要求职业院校充分发挥内部职教研究机构的规划、咨询和指导作用。


与普通高校、职业教育专门研究机构相比,职业院校内部职教研究机构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是研究内容具有直接应用性。职业院校的教育科研人员处于改革一线,对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具有切身感受。目前,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和部分中职学校都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针对学校发展中遇到的个性化疑难问题,剖析社会根源,找出解决对策。与此同时,职业院校专职教育研究人员也会从基层改革需要出发,研究解决一些关键共性问题。


二是研究方法具有实践交互性。职业院校教研人员与一线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接触十分密切,不仅可以将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新型教材和管理制度等教学成果,而且可以直接参与教学改革活动,观察改革方案实施过程和学生成长过程。这种研究是一种行动研究,在实践行动中对过程和结果进行不断观察、反思,及时提出创新行动方案,优化实践效果。


三是研究人员具有多元组合性。职业院校的行动研究由专职研究人员与实践人员共同参与,而且双方的角色常常发生转换。事实上,许多职业院校科研管理机构与科研机构是融为一体的。这种人员结构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有利于提高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科研成果可以顺利地转化为教学成果;不利之处是难以完成需要较长周期的基础性研究,研究视域会受到较大限制。


充分发挥教科研人员的作用,是职业院校提质培优取得实效的关键。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为学校发展制定科学规划。学校发展规划是外部发展要求与内部发展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涉及到发展目标定位、专业结构调整、师资队伍建设、重大教学改革等多方面重要内容,需要科学思想指导和调查研究的基础,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系统工程。采用“部门设计、学校组合”的“拼盘式”规划方式,不仅无法发挥规划职能,而且还会助长形式主义之风。


其次,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科学方法指导。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过程涉及到校企两个方面的人员、设备、场地和制度,面临的教育教学问题更为复杂。学校教科研人员既熟悉本校实际情况,又具有扎实的教育理论知识,可以对专业组群、专业数字化改造、双主体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合理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思路,可以让系部人员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作模式,从而少走许多弯路。


再其次,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科学咨询。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的教师,而每一位教师的发展都需要有科学规划。目前,职业院校相当一部分教师存在长远目标缺失、培训内容单一、学习方法失当等问题,影响专业化发展。教育科研人员可以作为教师发展参谋,帮助教师确定发展目标、规划研究方向,形成“以科研工作促进本职工作,以科研成果支撑教学成果”的良性机制。


来源:中国教育报

(记者吴月)教育部近日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以下简称《目录》)。新版《目录》共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349个专业,其中中职专业358个、高职专科专业744个、高职本科专业247个。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介绍,新版《目录》在科学分析产业、职业、岗位、专业关系的基础上对接现代产业体系,统一采用专业大类、专业类、专业3级分类,一体化设计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科、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不同层次专业。


据介绍,新版《目录》全面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战略部署。例如,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向9大重点领域设置对应专业,包括集成电路技术、生物信息技术、新能源材料应用技术、生态保护技术、海洋工程装备技术等。


据悉,目前全国职业学校开设1300余个专业,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专业布点10余万个,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 人民日报 》( 2021年03月25日 14 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奖(助)学金评定发放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导技工院校学生坚定走新时代技能人才成长之路,进一步激发技工院校学生勤学技能、奋发成才的热情,我部决定继续开展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奖(助)学金(以下简称“奖(助)学金”)评定发放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奖励对象

2021年度奖(助)学金共计60万元人民币,奖励200名品学兼优的技工院校在校学生,其中奖学金、助学金名额各为100人,奖(助)学金标准为每人3000元人民币。

(一)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行端正。

2.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成绩优异,原则上2020年度总成绩在本专业名列前三。

3.原则上在校期间曾获得省级及以上技能大赛名次,或获得省级及以上表彰和荣誉称号。

4.2021年度应届毕业生和往届奖(助)学金获得者不参加评选。

(二)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行端正。

2.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成绩良好。

3.家庭经济困难,未享受国家或地方助学金。优先考虑受疫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4.2021年度应届毕业生和往届奖(助)学金获得者不参加评选。

二、名额分配

我部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技工院校数量以及在校学生数量,确定了2021年度奖(助)学金名额分配方案(见附件1)。省级人社部门应根据当地技工院校情况,本着尽可能扩大奖(助)学金覆盖学校范围的原则,组织技工院校申请,每所院校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学生总数不超过2名。

三、组织实施

(一)我部职业能力建设司、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有关人员组成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负责奖(助)学金评定和发放管理工作,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

(二)各地人社部门指定相关职能部门专人负责指导技工院校做好奖(助)学金申请和发放等工作,并对奖(助)学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各有关院校负责对申请奖(助)学金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推荐,并做好相关资料收集、报送以及奖(助)学金发放等具体工作。

四、评定发放程序

(一)申请

1.院校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出申请,分别填写《2021年度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奖学金申请表》和《2021年度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助学金申请表》(见附件2和附件3,以下简称《申请表》)。

2.院校逐项审核《申请表》中各项内容的真实性,确定推荐人选,并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3.院校负责人根据申请学生品学等综合情况,按《申请表》要求撰写推荐信。

(二)审核

1.院校报送材料。院校汇总《申请表》(含推荐信)、公示材料(加盖院校公章,并附公示实地场景照片)、相关成绩和获奖证明等,一并报送至省级人社部门。材料以扫描或照片形式通过电子邮箱报送,同时寄送纸质材料以备案存档。

2.省级人社部门审定。省级人社部门审核确定各技工院校报送的材料准确无误后,在《申请表》上加盖公章,汇总报送至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材料以扫描或照片形式通过电子邮箱报送,同时寄送纸质材料以备案存档。

3.评审委员会核定。评审委员会对各地报送的全部材料进行核定,确定获奖(受助)学生名单并正式公布。

(三)发放

1.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按照获奖(受助)学生名单,将奖(助)学金汇款至学生所在院校,并寄送证书。

2.院校收到奖(助)学金后,应及时举办奖(助)学金发放仪式,向获奖(受助)学生颁发奖(助)学金和证书,获奖(受助)情况应载入学生档案。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社部门要高度重视奖(助)学金评定发放工作,指定相关职能部门专人负责,并指导有关技工院校做好奖(助)学金的评定发放工作,发给学生的奖(助)学金不得用于抵扣学生在校期间的其他费用。请于2021年3月20日前将本地区负责此项工作的联系人名单和联系方式传真至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二)按时报送材料。各地人社部门应严格按照奖(助)学金评定发放程序,根据《2021年度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奖(助)学金评定发放工作流程图》(见附件4,以下简称《流程图》),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相关材料,确保材料齐全、内容准确无误。各地、各技工院校上报的材料应按《流程图》中标注的顺序排列并装订,全部纸质材料均使用A4纸张,如有图片及音像资料,请将电子版发送至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邮箱。

(三)注重宣传报道。各地人社部门要做好奖(助)学金获奖(受助)学生典型励志事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我部将在部门户网站、《中国劳动保障报》、《职业》杂志、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官网等相关媒介上设置专栏,对获奖(受助)学生突出事迹、取得的成绩以及工作情况进行追踪报道,适时召开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奖(助)学金获奖(受助)学生座谈会,在全国技工院校范围内开展学习劳动出版“技能雏鹰”活动。

奖(助)学金相关文件可登陆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网站(www.class.com.cn)查阅下载。各地、各技工院校在材料填报过程中如遇问题,请与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傅磊 富鹏

电子邮箱:ful@class.com.cn

附件:

1.2021年度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奖(助)学金名额分配表

2.2021年度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奖学金申请表

3.2021年度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助学金申请表

4.2021年度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奖(助)学金评定发放工作流程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来源:技工教育网

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为职业技术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一问:产教融合“两张皮”如何破?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等产教融合政策接续出台,产教融合从政策上来说迎来春天,但是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各地在政策执行上是不均衡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存在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缺失,重出台、轻执行,各部门综合协同参与不足、行动滞后等现象,对已经入库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来说,在税费减免、财政拨款、优惠利率等方面还缺少配套的落地政策,导致企业在具体申请时遇到困难,产教融合面临着“学校热、企业不热,中央热、地方不热”的问题。

究其原因,许玲认为,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人社部门、税务部门、相关企业等密切合作才能完成,因此政策落地实施的难度比较大。

葛道凯分析说,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很好地统筹,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希望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葛道凯建议,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这样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的基本规范。

“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监测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2022年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将完成,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国家需要心里有底。”许玲说。

针对产教融合中多部门统筹难度大、政策执行不均衡的问题,许玲建议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培育或遴选独立的社会第三方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落地情况的专业性监测,明确行政部门、立法机关、行业协会、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作为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的参与单位,并赋予相应的职责和权力,监测对象为职业学校(包含技工类院校)、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参与产教融合的政府部门,监测结果纳入省级政府领导班子考核。


二问:职教本科如何稳步推进?

把职业教育推进到本科层次,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经批准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今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职教本科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虽然开展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也在增加,但进展相对缓慢。”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认为,从纵向来看,目前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瓶颈主要在本科层次。本科职业教育作为整个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

对此,李修松建议,加快出台“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一种类型教育,职业高校应当有其特定的入学标准和人才选拔方式。继续将其纳入普通高考,成为普通高校落榜考生的收容学校,是极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认为,需尽快出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管理及授予办法、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及相关专业教学标准等。参照普通本科高校“双一流”、高职“双高计划”模式,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纳入国家层面高校建设计划统筹考虑。

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有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模式,有教育部升格的一批民办高职院校,有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为职业大学的探索。

“寄托于独立学院转设,没有把高职直接升本作为一个主渠道,立足点有偏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建议,将2019年教育部遴选的56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升格为职业大学,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郑亚莉认为,这批学校类型特色鲜明,学校办学基础扎实,在技术技能积累、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能大赛等方面代表了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水平,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李修松也建议,综合考虑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和办学质量,有计划、分批次、分地区升格一批国家示范高职或骨干高职院校,授予这些学校和部分优势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与地方应用型本科大学一起试办职教本科教育。

立法修订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目前的《职业教育法》是25年前制定的,并未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公布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表述。郑亚莉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


三问: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短板如何补?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分别提出“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涉农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加快补齐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短板。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存在涉农专业招生困难、办学困难、教师不足等问题,农村职业学校存在非农化倾向。”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说。

朱晓进建议,将涉农职业教育纳入各省份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常规工作,增设由分管领导负责,由教育、人社、农业、财政、民政等部门组成的涉农职业教育工作小组,推进规划布局实施。同时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高度出发,由省级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农村职业教育,提高生均经费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在调研中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主要存在投入不足、师资不足和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导致职业院校普遍办学条件差、水平低,毕业生技能素质不高,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能力不强。

“中央财政设立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同时探索设立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苏华说。

民进中央今年两会的提案也关注到了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问题,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满足欠发达地区民众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推动东西部职业教育深度协作,继续加强与东部职业院校跨区域合作办学;加大欠发达地区校企合作的政策供给,支持区域大型企业兴办职业院校,允许通过多种途径拓宽筹资渠道,通过多元方式改造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


转自:职教邦

继高职院校启动“双高”建设计划之后,不少省份纷纷启动了中职领域的高水平学校、高水平专业群(项目名称不尽相同,实质大同小异)的申报和创建工作。一时间,“双高”成为职教界的热门话题。面对重大发展机遇和新一轮洗牌,不少中职学校以时不待我、志在必得的激情开启了加班加点写方案、千方百计整材料的工作模式。面对重大项目,当然需要高远的志向和奋斗的激情,然而也需要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作风。在实际工作中,要防止以下几种倾向:


01
盲目唱高调

为了显示实力、打动专家、争取项目,一些学校论及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下笔就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万物互联、虚拟现实、数字经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至于这些新产业、新技术到底是什么,对应本区域哪些行业企业哪些工作岗位,以及和中职教育、本校的有效连接点到底在哪里,则不甚明了;但紧跟潮流则是一定要的,否则显得眼界不高。

一些学校不顾中职、高职在培养规格与目标定位、经费来源与投入力度、人事管理与财经制度、师资结构与能力素质、学生来源和毕业去向等诸多不同,不认真研究中、高职“双高”建设政策文件的差异,盲目照搬高职院校“双高”创建方案,动辄对接产业高端、高端产业,动辄培养一流人才、高端人才、国际化人才。那么,本区域所需的低端、中端人才和熟练产业工人谁来培养?中职教育在现代职教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如何体现?

论及校企合作,一些学校强调要与产业紧密对接企业无缝衔接,要组建产业学院、研发基地、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服务中心、产教联盟、职教集团、高水平企业孵化基地、政校行企命运共同体等等。在校企合作激励政策乏力、刚性约束不足且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升学的当下,中职学校拿什么和企业合作,凭什么又能做到深度合作?具体的策略、方法和途径是什么?

论及建设内容,要建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技能大师工作站或省级名师工作室,培养行业领军型教师、开发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国家在线精品课程、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等等。学校有相应的资源、积淀和水平吗;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放管服”改革、现代学徒制试点、技术攻关、标准制定、国际研学、师生互访、标准输出、劳务输出,这些任务,实则高职院校也不容易完成;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要引领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区区一所中职学校,有能力构建体系、引领发展吗;要构建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范式、课堂教学样式,要成为某领域某专业的标杆、样板、品牌、旗帜,试问有哪些模式、范式能具有普适的示范作用?有几个标杆、样板能引领风骚三五年?

论及创建目标,有的学校提出通过几年努力,要成为“某省一流、全国领先、世界水平”的中职学校,请问:“一流”“领先”这些词语,有具体的内涵和指标吗?谁来评比认定,发证书吗?且放眼四望,有几所本土的中职学校能让国人和世界真正了解?

高调绝不等于高水平。中职创建“双高”,不单是画图比赛、唱歌比赛、讲故事比赛,不能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它更像是立足于中国大地、本土实情和中职现状、学校基础的解题比赛、爬坡比赛。要赢得比赛,关键看基础好不好、定位准不准、思路清不清、任务实不实,关键看能否真抓实干能否干出实效。其实,中职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不在少数,如果通过“双高”项目建设能真刀真枪逐一解决一批现实问题,已是善莫大焉。


02
和日常工作脱节

中职学校普遍人手紧张,学校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独立的创建部门,绝无可能专门找一帮人来从事“双高”创建(这也与“双高”建设的本意相违背)。并且,不与日常工作相结合、不落实到广大教师日常教育教学行为的“双高”建设,其意义必将打折扣,其影响必不能长远。

然而,一线教师承担着繁重的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还得忙着开会、培训、填表、交资料,以及做许多和教育教学没有太大关系的杂事。因此,“双高”建设的设计者一定要充分考虑一线教师的真实处境,充分考虑建设任务的落地执行和建设成果的有效转化,要提前想清楚“双高”建设任务谁来做、怎么做、谁在什么时间去做、怎样激励教师去做等等实际问题,不要将“双高”建设与学校正常运行、教师的日常工作割裂。


03
重材料轻实务

某些学校把“双高”项目的验收理解为资料的查验,以至于一开始就让老师们将主要精力用在验收材料的准备上。以开会为例,恳谈会、论证会、研讨会、座谈会、推进会,这个会那个会,以为会议是创建工作的主战场;拍照、签名、会议记录、简报、发新闻稿,反复证明这些会确实开过了。以此类推,层层叠叠翻来覆去提出验收要点,一级一级分解佐证目录,一盒一盒准备验收材料。重材料而轻实务,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反倒说明一些学校对“双高”建设的要义把握不准。

“双高”建设,“建设”才是关键,“做”才是关键,能切实解决学校发展中的难题、能真正推动学校强内涵上台阶才是关键。其前提是项目学校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抓住重点,能构建良好的工作架构、工作机制和工作氛围,能让老师们潜心开展实质性的建设工作。至于概念高大上、词语对仗句子铿锵、立意新颖文章巧妙、材料详实证明充分等,是附带且不那么重要的,是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自然而然产生的。

其实,无论中职、高职还是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日常工作还是完成重大的创建项目,都应对“表”与“里”“虚”与“实”“轻”与“重”有正确的认知,都应将高远的目标和脚踏实地的作风结合在一起,都应将“实事求是”几个字写在纸上、说在口里、记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中。反之,不客气地讲,教育领域的浮夸和不务实,可能恰恰是质量不高、信心不足的反映,是投机取巧想走捷径的表现。此番中职“双高”建设,在热火朝天狂飙突进之外,如果能有更多大胆的改革家、务实的践行者和清醒的思考者,是一件好事。

(说明:本文材料来自网络和多位专家的讲座课件,恕不一一列明)

作者何俊,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语文高级讲师,财经商贸系主任,广州市首批中职百千万工程职教名师培养对象。

怎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破解产与教、校与企的“两层皮”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建议,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


在葛道凯看来,产与教、校与企“两层皮”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改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很好地统筹使用,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其次是,效力不够。“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虽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规定了校企合作的实施主体,但总体上只是一个部门规定性文件,不属于法律法规,约束性、强制性弱,缺乏制度落实的刚性。”葛道凯表示,加上相关内涵界定、职责边界不清晰,企业参与办学的相关利益得不到财政、税收等的有效保障,校企合作“作而不合”、产教融合“合而不融”的情况仍比较普遍。


此外,保障不够。葛道凯以学徒制的实施为例分析,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分别由教育和人社两个政府部门分别推行,在推进机制、支持保障等方面缺乏统筹和协调,影响了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也限制了推进学徒制所需要的正常资金投入、财税减免等。“比如,人社部门实施的新型学徒制每位学徒享受4000元财政支持,但教育部门现代学徒制未享受到任何经费支持”。


对此,葛道凯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葛道凯认为,还应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研究提出职业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拟定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以及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结构等,部署实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重大事项。同时,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由教育部牵头,会同国家人社、财政等多部门,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基本规范,加强质量评价和财政税收保障机制建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记者 孙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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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三教”(教师、教材、教法)改革的任务。“三教”改革中,教师是根本。长期以来,职业院校循着三条路径建设师资队伍,一是增加经费投入,二是提高新教师招聘门槛,三是在职教师岗位提升,这些都是师资队伍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选项,然而,以“高质量”的标准来审视,“育人”文化的培育和强化才是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高阶的、核心的诉求。


职业教育应当培养健康、整全的“人”。当下,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等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势不可挡,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且触及了“人”自身的存在基础。同时,信息泛滥、消费主义盛行给人类千百年来奉行的价值观体系造成了严峻挑战,也给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双重改变,一面是效率、便利、舒适,另一面是懒惰、享乐、迷惑、无意义感。可以说,在当今时代,“全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个整全的“人”不仅要能有效率地工作,同时应当具有很强的思考、反思、批判、洞察、创新的能力,应当敢于追求和坚持真理,应当知善行善,还应当具备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素养。


因此,新时代给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使命、新课题。但许多职业院校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未能意识到时代变化给教育教学带来的挑战,仍然固守工作技能养成的教育观念与操作模式,紧盯技能训练,将职业教育窄化、矮化为单纯的技能训练,育人的教育观念淡薄或缺失,导致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结构缺角、成色不足。忽视职业教育的育人属性,将会导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偏失。


职业院校教师育人文化稀缺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职业院校的办学文化给教师带来了巨大影响。职业院校长期以培养中低层次的技能人才为己任,聚焦工作技能的养成,这样的办学文化是控制每一位教师缄默而强大的力量,是专业课教师教育理念产生偏失的深层根源。就教师个体而言,专业课教师专注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对学生思想品德、价值观、人格等进行教育的能力不足,而且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认为这是文化基础课教师、思政课教师承担的任务。其次,由于学生品德、价值观、人格等方面的成长难以进行量化考核,缺少对专业课教师的利益驱动。概言之,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专业课教师通常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促进学生整全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也缺失相关的能力,更谈不上积极投入。


培育专业课教师的育人文化绝非易事,当前可行的策略包括三点:

一是开展培训。培训是强化育人文化的切入点。对专业课教师育人知识与能力的培训不能采用知识讲授模式,而应采用案例教学模式,从实际问题出发,以案例为载体,从知、情、意、行多维度注入育人的原则和内容,做到培训内容的可知、可感、可评、可用,从而唤醒和发展教师的育人意识。另外,对职业院校的领导和有关管理人员也应进行培训。领导及管理人员是职业院校办学文化建设的“关键少数”,应通过培训强化其文化领导力,从而撬动对职业院校传统办学文化的改良。


二是优化考核方式。教师在教学中是否贯彻了育人的教育理念,虽然无法通过检查教案、抽查试卷等方式进行考核,但可以通过学校督导常态化听课的方式,现场考核并给予指导。


三是加强不同层面育人文化的互动。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主要层次,育人文化亦是如此。对于专业课教师来说,育人的信念、价值观等难以准确把握,学校可以通过有形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建设来实现整全育人理念的具体化、形象化、人格化,包括校园环境美化、校史馆和特色博物馆建设、编撰优秀校友故事、以学生为本的制度设计等,让育人文化变得具体可感,潜移默化地培育、滋养教师的育人文化。


(作者单位系江苏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作者:赵蒙成 马雷鸣

《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16日第5版 版名:职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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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记者 孙庆玲)怎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破解产与教、校与企的“两层皮”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建议,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

在葛道凯看来,产与教、校与企“两层皮”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改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很好地统筹使用,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其次是,效力不够。“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虽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规定了校企合作的实施主体,但总体上只是一个部门规定性文件,不属于法律法规,约束性、强制性弱,缺乏制度落实的刚性。”葛道凯表示,加上相关内涵界定、职责边界不清晰,企业参与办学的相关利益得不到财政、税收等的有效保障,校企合作“作而不合”、产教融合“合而不融”的情况仍比较普遍。

此外,保障不够。葛道凯以学徒制的实施为例分析,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分别由教育和人社两个政府部门分别推行,在推进机制、支持保障等方面缺乏统筹和协调,影响了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也限制了推进学徒制所需要的正常资金投入、财税减免等。“比如,人社部门实施的新型学徒制每位学徒享受4000元财政支持,但教育部门现代学徒制未享受到任何经费支持”。

对此,葛道凯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葛道凯认为,还应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研究提出职业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拟定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以及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结构等,部署实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重大事项。同时,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由教育部牵头,会同国家人社、财政等多部门,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基本规范,加强质量评价和财政税收保障机制建设。

来源:中国青年报
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为职业技术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产教融合“两张皮”如何破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等产教融合政策接续出台,产教融合从政策上来说迎来春天,但是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各地在政策执行上是不均衡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存在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缺失,重出台、轻执行,各部门综合协同参与不足、行动滞后等现象,对已经入库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来说,在税费减免、财政拨款、优惠利率等方面还缺少配套的落地政策,导致企业在具体申请时遇到困难,产教融合面临着“学校热、企业不热,中央热、地方不热”的问题。

究其原因,许玲认为,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人社部门、税务部门、相关企业等密切合作才能完成,因此政策落地实施的难度比较大。

葛道凯分析说,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很好地统筹,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希望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葛道凯建议,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这样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的基本规范。

“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监测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2022年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将完成,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国家需要心里有底。”许玲说。

针对产教融合中多部门统筹难度大、政策执行不均衡的问题,许玲建议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培育或遴选独立的社会第三方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落地情况的专业性监测,明确行政部门、立法机关、行业协会、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作为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的参与单位,并赋予相应的职责和权力,监测对象为职业学校(包含技工类院校)、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参与产教融合的政府部门,监测结果纳入省级政府领导班子考核。

职教本科如何稳步推进

把职业教育推进到本科层次,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经批准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今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职教本科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虽然开展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也在增加,但进展相对缓慢。”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认为,从纵向来看,目前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瓶颈主要在本科层次。本科职业教育作为整个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

对此,李修松建议,加快出台“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一种类型教育,职业高校应当有其特定的入学标准和人才选拔方式。继续将其纳入普通高考,成为普通高校落榜考生的收容学校,是极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认为,需尽快出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管理及授予办法、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及相关专业教学标准等。参照普通本科高校“双一流”、高职“双高计划”模式,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纳入国家层面高校建设计划统筹考虑。

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有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模式,有教育部升格的一批民办高职院校,有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为职业大学的探索。

“寄托于独立学院转设,没有把高职直接升本作为一个主渠道,立足点有偏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建议,将2019年教育部遴选的56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升格为职业大学,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郑亚莉认为,这批学校类型特色鲜明,学校办学基础扎实,在技术技能积累、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能大赛等方面代表了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水平,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李修松也建议,综合考虑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和办学质量,有计划、分批次、分地区升格一批国家示范高职或骨干高职院校,授予这些学校和部分优势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与地方应用型本科大学一起试办职教本科教育。

立法修订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目前的《职业教育法》是25年前制定的,并未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公布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表述。郑亚莉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

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短板如何补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分别提出“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涉农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加快补齐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短板。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存在涉农专业招生困难、办学困难、教师不足等问题,农村职业学校存在非农化倾向。”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说。

朱晓进建议,将涉农职业教育纳入各省份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常规工作,增设由分管领导负责,由教育、人社、农业、财政、民政等部门组成的涉农职业教育工作小组,推进规划布局实施。同时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高度出发,由省级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农村职业教育,提高生均经费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在调研中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主要存在投入不足、师资不足和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导致职业院校普遍办学条件差、水平低,毕业生技能素质不高,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能力不强。

“中央财政设立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同时探索设立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苏华说。

民进中央今年两会的提案也关注到了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问题,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满足欠发达地区民众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推动东西部职业教育深度协作,继续加强与东部职业院校跨区域合作办学;加大欠发达地区校企合作的政策供给,支持区域大型企业兴办职业院校,允许通过多种途径拓宽筹资渠道,通过多元方式改造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在许多人的眼中,职业教育就是“给学困生找个出路”“让孩子练练动手能力”“有个学先上着”,似乎与“适应性”不搭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职业教育是一种学校与企业双主体实施的教育类型,学习内容需要与产业、行业、企业发展紧密联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摒弃各种简单化思维。

我国走了一条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发展道路,无法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我国职业教育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目标复杂性。职业技术教育目标是职业性目标与教育性目标、企业发展目标与职业院校发展目标、近期就业目标与长期职业发展目标的统一体。职业教育系统既要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还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忽视教育性目标,就不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忽视职业性目标,就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征。而且,职业教育的目标需要依据产业转型要求不断调整,具有很强的动态性和开放性。这些特点远比普通教育更为明显。

二是主体复杂性。职业教育是一种双主体的校企合作教育,其复杂性不在于增加了一个办学主体,而在于学校公益性与企业营利性、学校发展水平与企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这种异质结构需要以复杂的机制来维持。我国开展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试点,都是为了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最重要的也是实现体制机制创新。许多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机制方面投入的精力,甚至远远大于教学改革本身。

三是内容复杂性。职业教育内容的复杂性是由产业发展需求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产业,就要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技术工艺实现了创新,课程内容就要随之更新。我国产业门类齐全,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中,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是目前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各个专业教学内容都需要进行数字化改造。职业教育教材每年进行一次修订,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

四是过程复杂性。职业教育的学生需要在学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地点交替学习,以学徒制、顶岗实习、半工半读等方式合理分配学习时间。完整的职业学习过程,需要经历一个“生手-新手-成手-高手”的发展路径,其中包括从非职业人员到职业人员的嬗变,这也是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与普通学校学生相比,职业院校的学生具有更强的选择性,尤其是在企业阶段的学习,完全是一种个性化学习,至今我们对这种学习研究甚少。

为了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不仅需要职业院校扭转简单化思维,创新双主体人才培养方案,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更需要全社会理解和支持职业教育,为职业院校提供可靠、准确的人才需求信息,特别是需要企业实质性参与职业教育全过程,为职业教育提供产业导师和实习设备,增强生产型企业的教育功能。

(作者崔发周,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来源:蒲公英评论网站
蓝领、白领、金领,这些词语,在过去非常流行。

  

然而,在这些词语的背后,却有着不一样的人生,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叫法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鄙视链”。


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喜欢当网红,不少人不愿意进入厂子里工作。这背后的一个巨大原因是,“网红”成为了一种“非凡”,而在厂里工作却成为了一种“平凡”。这恰恰是人们对就业形成了一个鄙视链。许多厂子招工难,大多是因为老板开出的工资低。

  

事实也是如此,在工厂做事,的确很难“一夜暴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如今不少院校,专设为了职业技术大学,从政策上来看,职业教育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是年轻人的心态却未必在职业教育之上。换句话说,原本发展职业教育是为了解决技术人才短缺,满足产业发展需要。


可是,因为年轻人就业心态的转变,职业教育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在多数人的认知中,职业教育始终处在学历的下游。


很多家长和学生,甚至社会上的人在认识上,会认为孩子学习能力不强,以至于无奈地选择了职业教育。虽然当前,职业教育也设置了本科专业,甚至是本科院校。可是,对于优质生源的吸纳能力,依然无法匹敌传统的高等院校。这也就意味着很长时间,家长、学生以及社会其他人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很难改变,存在“偏见”,甚至是“鄙视”也就并不奇怪了。


其次,职业教育的就业定位,是技术人才。


然而,社会上的现象是“技术”向“管理”让位。如此,也让技术贴上了“不光荣”的标签。让人欣慰的是有些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管理岗位的工资低于技术,但是也有些企业却并没有如此,甚至出现了谁来“管理”,就由谁来组织,管理才是“核心”的状况,也极大地伤害了“技术岗位”的薪酬和热情。对于企业而言,“管理”更应该一种“服务”岗位,让技术拥有“光荣”,技术岗位的人才,吸纳更多的人从事“技术”,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核心,还是“教育”。


作为职业教育应该加大投入,提升教育的质量,培养出“一流”技术人才,让学生更有竞争能力。同时也应该为技术人才开辟与“科研”人员几乎相同的晋升渠道,而这也是改变“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工人”错误认知的重要手段。另外在生源方面,职业教育不应该是“中考”未能晋升学生的无奈选择,应该与普通院校拥有相同的招生资格,这样才能保证职业教育吸纳一定的优质生源,这也是提升自身教学水平的保障。


最后,企业应该提升技术人才的“工资待遇”。


如今很多人不愿意进入工厂,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工厂中的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较低。因此,除了推广职业教育之外,也应该改变工厂用人的现状。也只有用人单位的转变,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回归现实,从“网红”中回归到现实生活。

因此,打破职业教育的鄙视链,才能让职业教育更好的发展。当然,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未来是可期的,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不少。


那么,对于马上面临高考的学生,到底会不会选择职业大学呢?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好,却喜爱技术的孩子,他们会怎么选择?


可能当前,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传统教育,但是笔者认为,在不久的未来,相信有更多的学生会选择职业教育。

来源|新浪网 作者 |教育思享



2021年全国两会时间已经开启。“十三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在服务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不仅点亮了贫困家庭子女的人生梦想,也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改写了贫困家庭的命运。“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是职业教育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向国家和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如何巩固脱贫成果,让职业教育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从“脱贫”到“致富”的转变?

3月6日《职教中国》播出第10集《职教赋能精准脱贫 改革助力乡村振兴》,重磅嘉宾为您解读。

本期嘉宾: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 曾天山

特约评论员  王健

精彩观点:

1、职业教育成为脱贫攻坚战中的“排头兵”

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确保贫困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能,实现靠技能脱贫”。职业教育面向贫困户大力开展企业岗前技能培训、学徒制培训和订单式培训,直接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2、职业教育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役中精准出击

有教无类,有“职”不贫。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战役中做到了精准细致:精准招生,让所有贫困家庭学生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职业教育;精准资助,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因学返贫;精准建校,支持贫困地区扩大职业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精准培训,实现“一户一人一技能;校农精准对接,强力助推脱贫产业发展。

3、推动职业院校及职业人才到乡村落地

依托职业院校的技术力量,开展对当地农民、职工的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培养更多高技术人才,满足本地区对各类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

4、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成果

2016 年开始实施的《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全面落实东西职业院校全覆盖行动、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行动和职业院校全面参与东西劳务协作三大任务,把职业教育作为“五个一批”精准脱贫的重点,并为产业脱贫提供人才支撑。高等职业院校通过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精准扶贫招生专项计划、扩招计划、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等多种措施,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招生倾斜力度。

5、积极创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大力引导社会树立正确人才观,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信息来源: CETV《职教中国》节目组


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为职业技术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产教融合“两张皮”如何破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等产教融合政策接续出台,产教融合从政策上来说迎来春天,但是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各地在政策执行上是不均衡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存在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缺失,重出台、轻执行,各部门综合协同参与不足、行动滞后等现象,对已经入库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来说,在税费减免、财政拨款、优惠利率等方面还缺少配套的落地政策,导致企业在具体申请时遇到困难,产教融合面临着“学校热、企业不热,中央热、地方不热”的问题。

究其原因,许玲认为,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人社部门、税务部门、相关企业等密切合作才能完成,因此政策落地实施的难度比较大。

葛道凯分析说,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很好地统筹,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希望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葛道凯建议,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这样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的基本规范。

“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监测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2022年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将完成,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国家需要心里有底。”许玲说。

针对产教融合中多部门统筹难度大、政策执行不均衡的问题,许玲建议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培育或遴选独立的社会第三方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落地情况的专业性监测,明确行政部门、立法机关、行业协会、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作为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的参与单位,并赋予相应的职责和权力,监测对象为职业学校(包含技工类院校)、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参与产教融合的政府部门,监测结果纳入省级政府领导班子考核。


职教本科如何稳步推进

把职业教育推进到本科层次,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经批准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今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职教本科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虽然开展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也在增加,但进展相对缓慢。”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认为,从纵向来看,目前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瓶颈主要在本科层次。本科职业教育作为整个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

对此,李修松建议,加快出台“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一种类型教育,职业高校应当有其特定的入学标准和人才选拔方式。继续将其纳入普通高考,成为普通高校落榜考生的收容学校,是极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认为,需尽快出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管理及授予办法、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及相关专业教学标准等。参照普通本科高校“双一流”、高职“双高计划”模式,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纳入国家层面高校建设计划统筹考虑。

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有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模式,有教育部升格的一批民办高职院校,有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为职业大学的探索。

“寄托于独立学院转设,没有把高职直接升本作为一个主渠道,立足点有偏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建议,将2019年教育部遴选的56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升格为职业大学,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郑亚莉认为,这批学校类型特色鲜明,学校办学基础扎实,在技术技能积累、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能大赛等方面代表了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水平,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李修松也建议,综合考虑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和办学质量,有计划、分批次、分地区升格一批国家示范高职或骨干高职院校,授予这些学校和部分优势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与地方应用型本科大学一起试办职教本科教育。

立法修订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目前的《职业教育法》是25年前制定的,并未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公布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表述。郑亚莉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


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短板如何补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分别提出“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涉农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加快补齐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短板。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存在涉农专业招生困难、办学困难、教师不足等问题,农村职业学校存在非农化倾向。”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说。

朱晓进建议,将涉农职业教育纳入各省份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常规工作,增设由分管领导负责,由教育、人社、农业、财政、民政等部门组成的涉农职业教育工作小组,推进规划布局实施。同时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高度出发,由省级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农村职业教育,提高生均经费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在调研中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主要存在投入不足、师资不足和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导致职业院校普遍办学条件差、水平低,毕业生技能素质不高,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能力不强。

“中央财政设立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同时探索设立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苏华说。

民进中央今年两会的提案也关注到了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问题,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满足欠发达地区民众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推动东西部职业教育深度协作,继续加强与东部职业院校跨区域合作办学;加大欠发达地区校企合作的政策供给,支持区域大型企业兴办职业院校,允许通过多种途径拓宽筹资渠道,通过多元方式改造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

来源:中国教育报

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为职业技术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产教融合“两张皮”如何破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等产教融合政策接续出台,产教融合从政策上来说迎来春天,但是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各地在政策执行上是不均衡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存在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缺失,重出台、轻执行,各部门综合协同参与不足、行动滞后等现象,对已经入库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来说,在税费减免、财政拨款、优惠利率等方面还缺少配套的落地政策,导致企业在具体申请时遇到困难,产教融合面临着“学校热、企业不热,中央热、地方不热”的问题。


究其原因,许玲认为,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人社部门、税务部门、相关企业等密切合作才能完成,因此政策落地实施的难度比较大。


葛道凯分析说,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很好地统筹,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希望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葛道凯建议,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这样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的基本规范。


“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监测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2022年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将完成,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国家需要心里有底。”许玲说。
针对产教融合中多部门统筹难度大、政策执行不均衡的问题,许玲建议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培育或遴选独立的社会第三方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落地情况的专业性监测,明确行政部门、立法机关、行业协会、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作为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的参与单位,并赋予相应的职责和权力,监测对象为职业学校(包含技工类院校)、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参与产教融合的政府部门,监测结果纳入省级政府领导班子考核。

职教本科如何稳步推进


把职业教育推进到本科层次,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经批准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今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职教本科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虽然开展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也在增加,但进展相对缓慢。”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认为,从纵向来看,目前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瓶颈主要在本科层次。本科职业教育作为整个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


对此,李修松建议,加快出台“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一种类型教育,职业高校应当有其特定的入学标准和人才选拔方式。继续将其纳入普通高考,成为普通高校落榜考生的收容学校,是极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认为,需尽快出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管理及授予办法、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及相关专业教学标准等。参照普通本科高校“双一流”、高职“双高计划”模式,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纳入国家层面高校建设计划统筹考虑。


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有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模式,有教育部升格的一批民办高职院校,有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为职业大学的探索。

“寄托于独立学院转设,没有把高职直接升本作为一个主渠道,立足点有偏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建议,将2019年教育部遴选的56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升格为职业大学,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郑亚莉认为,这批学校类型特色鲜明,学校办学基础扎实,在技术技能积累、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能大赛等方面代表了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水平,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李修松也建议,综合考虑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和办学质量,有计划、分批次、分地区升格一批国家示范高职或骨干高职院校,授予这些学校和部分优势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与地方应用型本科大学一起试办职教本科教育。


立法修订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目前的《职业教育法》是25年前制定的,并未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公布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表述。郑亚莉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


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短板如何补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分别提出“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涉农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加快补齐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短板。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存在涉农专业招生困难、办学困难、教师不足等问题,农村职业学校存在非农化倾向。”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说。


朱晓进建议,将涉农职业教育纳入各省份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常规工作,增设由分管领导负责,由教育、人社、农业、财政、民政等部门组成的涉农职业教育工作小组,推进规划布局实施。同时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高度出发,由省级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农村职业教育,提高生均经费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在调研中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主要存在投入不足、师资不足和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导致职业院校普遍办学条件差、水平低,毕业生技能素质不高,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能力不强。


“中央财政设立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同时探索设立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苏华说。


民进中央今年两会的提案也关注到了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问题,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满足欠发达地区民众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推动东西部职业教育深度协作,继续加强与东部职业院校跨区域合作办学;加大欠发达地区校企合作的政策供给,支持区域大型企业兴办职业院校,允许通过多种途径拓宽筹资渠道,通过多元方式改造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


来源:中国教育报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2018年度一般课题 “基于青少年问题的‘启发引领成长’研究”,3年前在湖北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开展,旨在解决中职教育中面临的育人问题。有些中职学生存在的行为问题较多,对于很多年轻班主任来说,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课题组老师从高一年级的五个班中,筛选出一批学生,与他们结对,帮助解决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督查跟踪学生的养成教育方案执行情况,带动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和良好习惯养成。

课题研究主要包括 问题学生的心理疏导与辅导、班主任教育教学方法方式的改进、中职学校养成教育方案的制定、启发引领成长模式的构建。

参与课题的一位班主任第一次总结时发现,实验才进行3天,参加实验的6名学生都表现出改变的意愿,比较配合老师的要求。但学生仍然不爱学习,仍然经常找理由不上课。约10天后,班主任进行第二次总结,3名学生表现很不理想,3名学生略有进步。班主任意识到,良好的习惯,还需要慢慢养成。

课题继续按照计划进行。一个月后,班主任进行第三次总结,6名学生总的表现很不理想,其中3名学生出现打架现象,另外3名学生中断了成长日记。班主任召集6名学生集中进行思想教育,告诉学生,一个人如果不每天反思自己的行为,每天只接受一些负面的、错误的、不健康的、有危险的思想,把撒谎、逃课、打架、抽烟等看作小事,就可能导致更大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学生受到触动,一名再次参与打架的学生写道:“在老师的教导下,我认识到,以后与同学有矛盾,一定不能自己私下解决,应该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家长。还有,以后要爱护卫生,不能乱扔垃圾,要爱护教室卫生。”

两个月后,班主任进行第四次总结,6名学生行为方面有些好的变化,比如,每天基本能坚持按时到班,个人内务能坚持整理,晚寝纪律较以往有进步,手机基本能按要求上交。但也有不足,比如,上课听讲效果需要提升,成长日记坚持得不好等。课题组认为,对学生的失范行为,需要强制性规范,需要家长的配合。但有些家长对孩子这些问题认识不足,表现出无所谓或无可奈何,有些家长对孩子的问题选择极端做法,这些都影响了教育效果。

其他实验组则有不同的发现。另一组3名学生发生了可喜变化,吴同学从颓废不思进取,变得自律、想学习了,湛同学成绩明显跃升,欧阳同学文化和专业双双进入班级前10名。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 “不是锤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课题组研究表明, 教师要保持耐心、包容与智慧,逐步引领学生成长,让他们在阳光里穿行,在校园生活中成长。

(柳亚飞、胡恒清、蔡茂华单位为湖北省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吴启发系黄梅一中教师)

作者:柳亚飞 胡恒清 蔡茂华 吴启发

来源:中国教育报
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日渐突出。目前,技术技能人才主要来源于中专、职业高中、技校等中职学校,为产业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的重要贡献。但同时,中职学生学业基础薄弱、学业结构不完整,面对快速迭代的技术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也一直存在。

因此,我建议,在高水平高职院校开展长学制工匠培养的试点。以每一学校最具实力的专业试点,参考医学专业长学制“3+3”或“4+3”方式,统筹一贯培养学生。同时,人才培养引入竞争机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比例的淘汰。采用灵活、切实有效的校企联合培养方式,如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双导师制等。

此外,国家相关部门应将参与工匠培养的企业纳入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切实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工匠培养,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要有透明的动态调整机制。给予使用高技术技能人才的企业税收优惠,且优惠额度应用于提高高技术技能人才收入或一定比例的在岗培训培养。


来源:光明日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2021年重点工作时指出,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谈及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浙江省中华职教社副主任郑亚莉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紧密的类型教育,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适应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职业教育的迫切要求,更是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激发职业院校办学活力的重要突破口。


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在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并在逐步推进和落实,在实践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试点。但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仍有待突破,政策有待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郑亚莉在调研中发现,在地方实践中,探索了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4+0”联合培养模式,推进了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3+2”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升格了一批民办高职院校为职业大学,部分省市进行了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为职业大学的探索。


但是,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培养的主导权仍是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没有学历和学位授予权,民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在以公办为主的职业院校群体中代表性不够,而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组建职业大学的经验也难以推广。


“职业院校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各地选择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建议教育主管部门总结现有各类试点经验,统一思想,理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与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在管理本科职业院校的管理权限,明确专科学校升格是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郑亚莉说。


在郑亚莉看来,现行的《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已有25年,面对职业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现在迫切需要修订《职业教育法》。她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专科、本科等的学历体系,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扫清法律障碍。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指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试办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她建议,将2019年教育部遴选的56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升格为职业大学,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试点工作。


郑亚莉认为,一方面,这批学校类型特色鲜明。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高水平高职院校能够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能够培养一批产业急需、技艺高超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另一方面,这批学校办学基础扎实。院校在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职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形成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的标志性成果,特别是技术技能积累、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能大赛等方面代表了我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水平,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制造业一直都是一个国家的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民之要,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制造业可以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且还是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对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于工业大国的中国来说,制造业更是作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先进的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更是将成为引领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一大利器。所以说,制造业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产业,技术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技术人才对于制造业来说是得以发展继续的支撑。

一个优秀的高级技工不管对工厂,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无尽的财富,完全可以这样说,谁拥有高端的技术性人才,谁的企业、国家发展才可以有明亮的未来和无尽的希望。

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智能工业机器人逐渐登上了制造业发展的舞台,在我们欣喜的同时,另一个可怕的问题也正在走进人们的生活——高级技工人员短缺。

据统计,现在已经出现了2000多万的高级技工的人才缺口。更是有很多的工厂表示,面临招工,难上加难,车间变成了仓库,机器提前退休的囧地。

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每年都有新闻说毕业的大学生就业难,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惊人的人才缺口呢?

传统的就业观念根深蒂固

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但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有一个衡量工作标准的尺子,在我国传统陈旧的思想中,人人认为读书考取功名才是正确的选择,更是光耀门楣的重要途径,再到如今依旧非常严重的“重学历,轻技能”社会氛围,这种种的一切现象都在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就业选择。

虽说现在拥有着本科学历的人一抓一大把,大学生已经不吃香了。但是每年还有很多人在不断地加入这个行列,而职业技术学校却面临着招生困难,甚至无生可招的现象。现在大多数的家长依然认为,选择去上职业技术学院的子女大多都是因为考不上名牌大学,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有谁的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在高楼林立、冬暖夏凉的写字楼里做着体面的工作,而去不但又脏又累,还要经受风吹雨淋、严寒酷暑的环境中去受罪。然而在事实面前并不是这样,从职业技术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也可以拥有着体面的工作,成功的人生。

反而那些从名牌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对他们来说,毕业就等于失业。即使面对找不到工作的境遇,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选择去工厂,这也就导致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制造业职位空缺的情形。

安全、稳定、体面的工作一直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这些一直以来都是相对于稳定的工作选择,这当然也是众多大学生的首选。

据数据统计,近些年报考公务员、教师等岗位的人员一直是有增无减,更有很多人连续多年报考。也正是这种偏激的就业观念,导致了我国的就业结构越发不平衡!

技工人员待遇偏低,有色眼镜偏重

在职场之中虽说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但还是避免不了有些人忍不住戴上了有色眼镜。现在在一些农村来说,如果两个人同时站在一起,即使白领的月收入只有5000,而技工的收入过万的情况下,家长还是会选择白领作为女儿的伴侣,为什么,就是因为白领的工作体面,说出去有面子。

在当今的社会上,即使一个岗位只有三四千的薪资,还是有很多的大学生争先恐后地想要得到。面对缺口如此之大,并且薪资远高于这些工作的岗位,比如电工、钳工、木工、水电工、厨师、修理工等等技术工种,不仅高工资而且很高的需求量,但现在的年轻人却不愿意选择。

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做技工的原因,不过就是觉得技工的工作不体面,没有前途。工作的环境脏乱差,每天与油污汗臭为伍,最重要的还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纵然你把好处说破天也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

我们也都清楚技工人员的文化水平大多是处于初中、中专、大专的学历,这样的话就免不了受到人们的冷眼相看,不像教师、医生这些职业,在社会上很轻松地就可以得到认可,反而这些工人,每天用自己的汗水认真工作,但是始终却找不到社会存在感,这样长久下去他们也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子女,重走自己的老路。

高级技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达到的,他们需要多年的沉淀、打磨。对于一个优秀的高级技工来说,一个良好的心态、过硬的技术、沉稳的性格以及艰苦的环境都是很大的挑战。

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是父母眼中的宝贝,他们吃不了苦,更耐不住寂寞,面对枯燥又累的工作他们宁愿选择,每天坐在办公室拿着每月固定的两三千的工资混日子,也不会愿意选择去学一门技术。

在一些人坐在环境舒适的办公室中喝着咖啡,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他们在默默地埋头苦干,他们不但没有存在感,还得不到社会的尊重,长期的影响产生的心理不平衡,你想想谁还会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技术研究上。

职业教育的不足

职业教育的发展未能跟上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培养出来的学生未能达到高级技工的技术要求。大多数的职工学校的学生的底子比较薄弱,学习兴趣不浓烈,另外学习方式比较单一,缺乏学习的主动性,自控能力比较弱。

不是太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因此学校在专业设置、培养方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内容上没能很好地与学生们的具体情况相融合,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基本办学条件不达标问题,教育上的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很难让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得到完美结合。教师的资源相对匮乏,有很多的学校缺乏高水平的资深教师队伍,这直接影响到学生们的技术水平与技工的水平相差甚远。

企业贫乏的人才培养意识

员工是企业发展的血液,员工的素质高低也直接会影响到企业的兴衰,但还是有很多的企业没有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很少地进行岗前培训、员工技术提升培训,这样长久下来,员工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会逐渐地消退,肯定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

有不少的企业认为这些培训不过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只想要可以花很少的投资,获取更高的利益。一味地压榨算计员工,自然会让很多的人选择离开。

尊重技工、延续人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强国是经过历史验证过永远不变的真理。如果真的要想要填补高级技工人才这一大缺口,那就务必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技工人才的社会地位。国家以及政府应当更加重视宣传引导,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宣传技工人员的先进事迹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技工人员找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协助全国人民扭转不正确的职业观念。

深化体制改革,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国家应当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通过财政手段,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激发职业院校积极深化改革,面向市场办学,为市场提供定向、精准的技术性人才。

职业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职业院校应当注重学生们的整体素质培养,培养学生优良的品质,树立崇高的理想,锻炼坚强的意志,另外还要注重学生的思维应变能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学生的独立性,为学生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学校应当时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通过调研,根据市场的人才需求状况,对课程做出相应的调整。

企业应当树立人才意识。企业各级领导应当树立正确的人才观,要有求贤若渴爱惜人才之心,而且还要有海纳百川的容才肚量。在立足于企业长远发展的立场之上去看待人才,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引进高端的技术人才,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促进企业的健康稳定长远发展。

摘掉有色眼镜,尊重那些为了生活、为了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人。高级技工的光鲜是经过多年的沉淀、汗水的浇灌而得来的,他们的努力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可,人们的尊重、敬仰。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事业。

技能人才“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现象何解?

当前“中国制造”更多走出国门,需要职业技校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与此同时也存在技校招生遇冷、技工就业难等问题,“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现象引发关注。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们“对症下药”,给出“解题”方法。

造成“招工难”这一现象,除技工数量少外,技工能力达不到用人单位标准也是一大原因。有统计显示,在中国超2亿名技能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仅5000多万。

诸多受访人大代表认为,中国职业教育自身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许多高职院校由普通高中、成人高校或中专改制或升格而成,这些高职院校缺乏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不少高职院校产学结合水平低,缺乏校企合作,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满足企业需求。

这导致广大技工毕业后无法满足用人单位需求,进而导致技工“就业难”问题。如何从供需端破解这个难题,受访人大代表给出两点建议。

首先要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强调“工匠精神”。与数量增长相比,技能人才的质量提升更为关键。姜涛认为,当前技术工人的技能和素养,尤其是以严谨、专注、敬业等“工匠精神”为核心的职业素养缺乏,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和档次,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

其次要加强学校和企业的联系,推动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师戴天方看来,未来要加强用工单位与职业技术学校之间的深度合作,针对企业生产的实际需求,指导在校生精准学习、有效提升职业技能,直至帮助他们精准就业。

受访代表们强调,职业教育是培养“中国工匠”的摇篮,相信随着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持续推进,人们教育和择业关键的改变,未来更多优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将不断涌现。“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有望得到解决。

参考资料:

1.企鹅号 乡村大金:《中国高级技工现状:人才缺口已高达2000多万,技校却无人问津》

2.中国新闻网:《技能人才“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现象何解?》(内容有删减)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推动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基本建立,职业教育的地位、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中职通往高职、职教本科的升学之路已经顺利畅通。


如何建设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充分发挥职业教育高考和职业教育专升本这个指挥棒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教师禹诚表示,目前,各省的职教高考存在一定差别,且不能跨省录取。据了解,很多地区的中职学校毕业生的升学比例占到90%以上。家长和学生选择中职不仅首先考虑升学,更是把升入本科院校作为主要目标。受此影响,部分中职学校逐步将升本率作为衡量办学水平、教学质量的标准,作为招生宣传、学校竞争的手段。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现状越来越普教化、应试化。


另一方面,部分优秀的高职学生想继续升学,面临考试却是传统的专升本考试。依然以高数、英语这些文化基础课为主,专业基础课为辅,和专业技能关系不大,使得一些高职学生为了升本考试,放弃了专业学习,陷入应试刷题怪圈,从而导致高职教育也偏离了职教特色。


禹诚建议,为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应及时出台职业教育高考及职业教育专升本考试指导性文件。并对指导性文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职教高考将文化课考试改为水平测试,作为基本门槛条件,不计入总分,且可以有多次参考机会。选考1+X门专业课或技能课作为考试科目,择优录取。专业及专业技能考试设置不同的菜单或模块,尽可能覆盖该专业的全部内容,也可采取每年从全部菜单或模块中随机抽取几个作为考试内容的形式,尽量避免考试科目、内容固化,学校为考而教,学生为考而学。


2、设计专门的职教专升本考试科目和形式。将通识课水平测试作为专升本的基本门槛条件,但不计入总分,且可以有多次参考机会。选考1+X门专业课或技能课作为专升本考试科目,择优录取。


3、加大对教学计划的检查力度,规范职教办学行为。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湖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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